姥姥曾是地下党
时间:2019-11-02 07:53:07 | 来源:河南日报 | 作者:

  □陈炜

  一

  第一次听到“殇”,是从我姥姥口中。那是1979年的春天,我的二舅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为国捐躯。我见到老人家时,她喘着气说:孩儿啊,恁二舅殇了,回不来了。说完她泪水长流。这是我第一次见我姥姥哭,我那时还是个小学生,以为那殇字是另一个“伤”,是她不愿提丧气的“死”字。

  许多年后,我明白了她口中“殇”的含义,那是“为国战死”的意思。

  姥姥是个病恹恹的老太太,穿一件褪色的青布褂,裹着小脚,呼吸间起伏着胸口,嗓子眼里有无数个尖细的声音在呐喊。印象中,她整天大把大把地吃药。我还记得那些药的名字,麻黄素,氨茶碱,一黄一白两种小药片,堆满了她的手心,一下子捂到口中,喝口水,“咕咚”就咽下去了。就这样艰难呼吸着,用药物维持着,用精神抗争着,她老人家度过了一年又一年。小时候的许多个夜晚,我被她剧烈的咳嗽声惊醒,看她佝偻着腰,在如豆的灯光下披着衣服喘气的样子,我都觉得她快要闷死了。可她第二天还是倔强地挺起来。

  记忆中,她总是倚靠着门框,坐在一截儿低矮的树墩上,晒太阳。在冬日的暖阳里,她会眯起眼睛,呼吸间剧烈起伏的胸膛开始变得平缓,嗓子眼里那些杂乱的呐喊声逐渐弱小下去。这是她最舒适的时刻,她进入了梦乡。

  她倚靠着的院门,窄小而低矮,比一辆架子车宽不了多少,两扇门板粗糙简陋,呈现着原木的淡黄。惹人注目的是,低矮柴门的门楣上那两块金色牌子:光荣烈属,光荣军属。这两块牌子,一块源自我的二舅,一块源自我的小姨。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,兄妹俩前赴后继,在5年内先后奔向西南边陲的红河岸边,甘洒热血保边疆。哥哥战死疆场马革裹尸,妹妹接过哥哥的钢枪,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救死扶伤,把芳华留在了祖国的边防线上。

  姥姥坐的那块地方,许多年不曾改变。那个低矮的楝木墩,状如画家的调色板,清晰地呈现出赭黄色的年轮。那是1975年秋天,我的二舅入伍前专门给姥姥置下的,他担心姥姥坐在门墩石头上冰着身子。

  二舅入伍后,姥姥就每天坐在楝木墩上,久久地望着西南的天空,看飞机留下白色的尾巴,看排成“人”字的大雁从头顶飞过。二舅牺牲之后的那几年,她就“霸占”了楝木墩,从清晨坐到黄昏,痴痴地望天。有时,她会垂下头,沉沉睡去。这时候,我分明看到她饱经沧桑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。她该是梦见了殇逝的亲人,她没有说,我却能感觉到,因为她醒来会叹口气:祸害啊!

  二

  自打二舅牺牲,姥姥就用“祸害”这两个字来代替他的名字。我不知道这个动词的对象是什么,把这样一个贬义词用到自己的亲生儿子身上,里面有太复杂太深沉的含义,只有姥姥自己能解释。

  也许,她使用的这两个字里面有忠和孝的博弈。自古忠孝难两全,作为一个母亲,她盼着儿孙绕膝,尽享天伦之乐。但她更有尽忠报国的大义。所以当二舅刚探亲回家就接到“即速归队”的加急电报,而邻居们劝说二舅过几日再归队时,姥姥说: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。咱不能做那不忠不义的事。对于姥姥这样的叫法,我的母亲后来说,一个才二十出头、活蹦乱跳的儿子去了就再没回来,叫谁都接受不了。20多年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儿子,你说走就走了,让当娘的该咋办啊!

  祸害,这个特别的称呼,使用权只能属于她这个娘。

  许多年前,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场面:一位年迈的母亲从乡下赶来送别因缉毒而牺牲的儿子,一见到躺在棺木里的儿子,她突然上去重重地打了儿子两个耳光。所有在场的人都震惊了,电视机前的我也愣住了。母亲为何这样对待牺牲的儿子,为什么?此时,我一下子理解了我姥姥。那是两位老人用不同的方式在表达相同的刻骨铭心的爱。

  姥姥是个瘦小的老太太,说一口与当地不太一样的方言。她性情刚强,脾气暴烈,敢作敢当,许多次家里面临重大抉择,都是姥姥拍板。

  我真的不知道我姥姥是一个上世纪3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地下共产党员。在面朝黄土背朝天、土里刨食为温饱的岁月里,在中原腹地的黄河岸边,有谁会想到,一个整天坐在门前喘气的瘦弱老妪,曾是一个出生入死抗日救国、有着几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!直到今年清明节前夕,我见到准备去蒙自为二舅扫墓的我的小姨,谈起早已作古的我姥姥的时候,她才说了这样的一个情节。那是上世纪90年代,组织上进行党员登记,来人问小姨,村里有没有1949年之前的老党员。小姨说:我们家就有两个,我的父母就是三四十年代入党的老革命。

  三

  在小姨的断续讲述中,我姥姥的过去逐渐清晰起来。

  姥姥上世纪初叶生在河南滑县八里营,父亲早逝,家中赤贫,母亲拉扯着她和两个弟弟艰辛度日,受尽村邻白眼。她成长的那些岁月,正是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候,阶级仇、民族恨在裹着小脚却性情刚烈的姥姥心灵上烙下深深的印痕。16岁时,她和丈夫遇见了共产党,从此投身革命,矢志不渝,一生跟定共产党。她是1933年秘密加入的中国共产党,是我党豫北地区的地下工作者。那一年,姥姥17岁。

  姥姥的第一个丈夫姓钞,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。在一次给八路军运送物资时遭人出卖,被敌人抓住关入监牢。连拷打带恐吓,姥爷被营救出来时已经病入膏肓,面色蜡黄,腹胀如鼓,很快就不治身亡。

  年轻的姥姥失去了丈夫。此时,她的膝下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,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。姥爷的死,激起了姥姥仇恨满腔。我母亲告诉我,姥姥当时整天抱着我的大舅,把她们姐妹俩丢在家里,死心塌地打鬼子,闹革命。

  我小姨那天讲的两个故事,听得我竟有些恍惚,觉得那都是电影中才有的事,却发生在我最亲爱的姥姥身上。一次,当地党组织被人出卖,危在旦夕。姥姥受上级指派,去滑县县城与一名同志接头,递送情报。接头暗号是竹篮里卧一只黑母鸡。当天深夜,姥姥裹着一个碎花头巾出发了。她打汇着竹篮,竹篮里卧着一只黑色的老母鸡,老母鸡下面的麦秸里,有一封加急的情报。姥姥一身露水、急急步行20多里路于黎明前来到滑县县城下。天亮正待进城,抬头看见城门楼上悬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,城墙上的布告写着名字,正是她要见的人。敌人率先下手,若早来一个时辰,姥姥的人头也会悬在城门楼!另有一次,汉奸带着日本人进村搜捕抗日分子,姥姥抱着襁褓中的我大舅,刚刚爬上西屋的覆棚之上,敌人就进了院子。这时怀中的婴儿还在啼哭,生死悬于一线,姥姥只好用奶头使劲捂住了孩子的口鼻。日本兵走了,姥姥再看怀中的婴儿,已经嘴唇青紫,奄奄一息。

  我的小姨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,她从不说自己在战场上的经历,要不是我的表弟在微信中发来她母亲的军功章照片,我会一直以为,小姨是个在后方医院打针取药的小护士。去年,我从一本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的纪念册里,见到了她在战地医院抢救伤员的一张照片。后来她给我轻描淡写地说了战场救护的一个细节,说当时担架上的血,她需要一会用手掌刮一遍,刮落的血,会形成一个弧形的红色水帘。

  小姨把记忆中姥姥讲给她的故事再讲给我听时,情节已经折损得只剩下十之二三。若是直接从姥姥那里听,一定会是惊心动魄,超越电影中的情节。

  我小时候,姥姥倒是给我讲过一个故事。说是土改时的一个夏夜,她正在堂屋的小床上休息,睡梦中觉得有响动,以为是猫儿偷食,便叱喝:猫!话音刚落,就听一个粗哑的声音在耳边炸响:啥猫啊,眼望就割了你的人头!姥姥闪身坐起,打开手电筒,但见眼前横着一口明晃晃的大刀,在手电的映照下寒光闪闪。姥姥说,多亏旁边有个手灯,那雪亮的电光刺着了黑布蒙面杀手的眼睛,他受惊逃遁,一个箭步跨出丈把远,把竹帘子踩掉,夺门而出,消失在暗夜中。姥姥根据身形认出了那是村里的恶霸,第二天就让农会把他抓走了。

  50多年后,我的母亲又见到了他失联多年的本家叔叔钞进学,这位已离休多年、曾任中共濮阳县委书记的90多岁的老人,提起当年,感慨道:恁娘当年可是个人物啊!是真革命、真进步、真共产党员啊!

  四

  从小到大,我只见过姥姥哭过两次。一次是二舅牺牲后她悲痛地哭诉,还有一次,是几年后她养的一只小猫中毒死亡的时候。那是一只身上布满浅色纹路的花猫,姥姥唤它猫妞。它整天把尾巴翘起来,依偎着姥姥。当年二舅入伍的时候,家里有一只同样的花猫,那是猫妞的母亲。后来花猫不见了,姥姥就对这只小猫百般疼爱,总是把馒头咀嚼了喂它。有一年冬天,我的舅母把一只搅拌过农药麦种的簸箕扔在门边,姥姥不知道,就把咀嚼的馒头放到簸箕里喂猫,小猫中毒死亡。姥姥大恸,悲伤哭喊:这是一点念想也不给我留啊……

  1979年夏天,我考初中。考试的那天早上,姥姥专门为我摊了鸡蛋煎饼,又叫上我,塞给我一小卷汗津津的纸币,对我说,去买个冰糕吃吧,吃完考个头名状元!我攥着姥姥给我的钱去赶考。路上我一张张抻开那卷成小筒的面值一角的纸币,正好六毛。

  几年之后,我如愿考上了重点大学,姥姥高兴啊。这次,她老人家给了我16块钱,一小沓纸币压得平展展的。递给我时,她叹口气说,你那个祸害舅学习好,要是早些兴高考,他也上大学了。

  1992年秋天,我从郑州坐长途汽车去看望姥姥。推开姥姥家的大门,看见她独自在一堆花生秧后面择花生。跟她老人家打招呼,突然发现她说话迟钝,眼神迷茫——姥姥痴呆了。一阵悲伤袭来,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我和她,似乎被一层厚玻璃冰冷地隔开了,我能看见她,却再也牵不了她的手。

  悲伤中,我拿出新买的照相机,推上胶卷,聚焦绿色花生秧后面的姥姥,按下了快门。这也是姥姥平生的第一张彩色照片。

  五

  我的姥姥是在我军解放滑县的战斗中认识了我的第二个姥爷、一位上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的八路军战士。两个信仰相同的共产党员在革命中结为夫妻。

  新中国成立了,两位出生入死的老战士回到姥爷在封丘县的家乡,归于田园,在古老的土地上辛勤耕作,在炊烟袅袅的乡野小村慢慢老去。

  平时,姥姥管姥爷叫老王,姥爷管姥姥叫老李。偶尔,为着一件小事,好脾气的老王会被暴脾气的老李数落一通,老王嘿嘿一笑,牵牛下地去了。更多的时候,老李会精心做了好吃的,端给“当家的”老王。

  姥姥不允许别人给姥爷脸色看,更不容忍有人质疑姥爷的信仰。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中午,全家人正在院里枣树下吃饭,姥爷又说起他“四七年跟党在豫北拉游击”的往事,我的大舅说,人家拉游击拉成了大官,你拉游击咋拉到村里当了农民?姥爷沉默。忽听“咚”的一声响,姥姥把手里的饭碗撂到了地上:他不拉游击,你个孬种今天能安安生生吃好饭?老人家大怒,全家人再不敢吭声。

  那年,二舅牺牲的噩耗传来,失去了唯一亲生儿子的姥爷悲恸欲绝,躺倒在床上,两天不吃不喝。第三天早上,姥姥走到他的床边,大声呼喊:老王,你得起来,恁儿为国捐躯,是个英雄,光荣!哪里青山不埋人?咱日子还得好好过啊!

  两位老人相互鼓励,坚强地挺过来了。1979年冬天,他们又把唯一的亲生女儿、我的小姨送上了前线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原大地,姥姥家富足起来,她的病也逐渐痊愈,呼吸时喉咙里那些细小的呐喊声终于销声匿迹。

  1994年,与姥姥相濡以沫40多年的姥爷去世。姥姥再一次失去了至亲,她痴呆得更厉害了,直到一年多之后在睡梦中告别人世,去往另一个世界,同她最亲爱的丈夫和儿子团聚。

  即使在痴呆的那些日子里,姥姥每天还是要坐在门前的那个楝木墩上,眼望天空,喃喃自语。然后,垂下头来,沉沉睡去。

  我的姥姥生于1916年,卒于1996年,她名叫李秀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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